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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只红鲟是爱意_伤感美文

来源:炭质泥岩网   时间: 2020-10-16

  11975年,我出生在福州的一个小镇上。彼时母亲已41岁,生完我后,她的身体越发弱下去,常年药不离口。记得幼时我向她撒娇索抱,总被父亲一把拽开。

  母亲性格温柔谦和,是典型的江南女子,也是虔诚的基督徒,严格遵照基督教教义行事为人。我是老幺,上面还有三个姐姐和两个哥哥。孩子多了,拌嘴打闹的事常有,可母亲从未责骂过我们,更别说动手打。父亲则性急,不善言辞,没说几句话就脸红脖子粗,再解释就说全是在部队养成的习惯。

  不过,性急的父亲对母亲却极有耐心。打我记事起,父亲已是镇上一家中学食堂的主厨了,平日还会帮十里八乡的大户人家操办红白喜事。即便常年忙忙碌碌,他却几乎包揽了所有的家务活:做饭、洗衣、搞卫生,甚至包括一大早起床倒马桶——这在当时大男子主义盛行的福州,简直算是异类。镇上女人们常夸母亲好命,嫁了个好丈夫。母亲就红着脸,低声应承。

  在我识字后,父亲便拿出珍藏的菜谱让我念着玩。偶尔他在家时,我便搬一把小竹椅坐在他身边,问:“这个字怎么念?”“什么是海米?勾芡是什么意思?”……冬去春来,一本菜谱几百道菜,我挨着念了几个来回。偶尔念到一道菜,父亲让我停下来再念一遍。起初,我以为是哪儿出错了,后来才发现是父亲想听得仔细点,以便买材料来照着做。

  “爸,这个菜你没做过吗?”

  “怎么没做过,当年在部队炊事班,我把南北菜系做了个遍。”

  “那为什么在家里还做这些菜?多费钱啊。”

  父亲把刀往菜板上一砍,刀稳稳地立在案板上,他说:“阿红啊,你得记着,人生就像做菜,菜谱是死的,人是活的。该讲传统的就得讲传统,但不能死讲传统,要懂得因地制宜……”

  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,我家伙食一直是好得出了名,顿顿三菜一汤,就算只有番薯、南瓜,也能被父亲侍弄出别样的滋味。

  第二年冬至前后,父亲又摸出本《闽菜大全》让我念。当我念到“八宝红鲟饭”时,见图片上的大红鲟挥舞着两只大螯,配上油光发亮的八宝糯米饭,实在诱人,我咽着口水问:“这不就是螃蟹吗,为什么又叫红鲟?”

  父亲给我解释了红鲟与螃蟹的区别,随后又补了一句:“反正煮到最后都是红红的,吃起来每一口都鲜得不行。”我急不可耐了:“爸,我想吃红鲟饭,明天你给我做一顿嘛。”

  在一旁做针线活的母亲听了笑着说:“傻丫头,红鲟可是稀罕物,我也只在小时候大年三十晚上才能吃到。每次我爸边开鲟盖边说吉利话,然后把大螯夹给我吃。那味道香到骨子里,到现在我还记得呢!”

  原本在躺椅羊角风用什么药好得快上悠悠然的父亲一下子坐起来,双眼发亮地看着母亲。我没想那么多,不管不顾地嚷起来:“那我今年大年三十晚上也要吃红鲟饭。”

  “一只红鲟得花你爸半个多月工资呢!咱家前几年盖房欠的债还没有还完,可吃不起。等还完债了让你爸弄一盘。”母亲这么一说,我赶紧闭了嘴。父亲摸了摸我的头,没有吭声。

  日子一晃到了年底。那一年,父亲一直忙到腊月二十九。大年三十一大早,父亲便喊我起床。父亲骑着二八自行车,我斜坐在前梁上,一路“叮铃铃”地往街上去。从镇尾到镇头,都是賣春联、鞭炮、年糕、水果、花生、瓜子、蜜饯等年货的摊子,浓浓的年味漾满了整条街。回去时,父亲推着自行车在前,我拎着大袋小袋跟在后,看着父亲宽厚的肩膀,耳边响着“叮铃铃”的自行车铃声,心里的欢喜都快要溢出来了。

  到了傍晚,父亲开始喊姐姐们帮着端菜,我争着要摆筷子放碗,母亲坐在一旁紧着吩咐:“一定要小心,大年三十不能打碎碗。”转眼间,八仙桌上已摆了九道菜,最后父亲端上一个盖得严严实实的大圆盘放在中间,一丝若有若无的异香迎面袭来。我使劲地吸了吸鼻子,伸手要去掀盖,被父亲瞪了一眼。

  母亲带领我们做完饭前谢恩祷告(基督徒饭前仪式)后,父亲掀起锅盖,一只大大的红鲟趴在盘子中间,我大喊一声:“八宝红鲟饭!”

  母亲横了父亲一眼,父亲却嬉皮笑脸:“来,全家妈妈最大,有请妈妈来开盖。”

  原来,饭当中的那只红鲟盖,应由长者打开,打开之后,年夜饭正式开始。母亲用筷子夹起红鲟盖的瞬间,隔着满桌的香气,透过隐隐的蒸汽,我似乎看到母亲眼角的泪痕。待我再仔细瞧过去,却见母亲如孩童般欢呼起来:“阿端,是这个味儿,是我小时候吃的味儿!”

  父亲给我们一人盛了一碗:“今晚红鲟饭个个都得吃。吃了来年我们家能蒸蒸日上,十全十美,日子越来越红火,越来越好,发大财!”

  “好咧!”那年的年夜饭,深深地烙在我记忆深处:明亮的灯火,扑面的热气,满屋的饭菜香,间或夹杂着水仙的冷香。屋外的鞭炮响彻天,却怎么也盖不过满屋的欢声笑语。

  吃过饭后,一家人围在父母亲的卧室里“坐三十暝晡”(俗语,即守岁),发完压岁钱,我们围铺(坐在床上,盖着被子取暖)的围铺,打麻将的打麻将,我趴在母亲的腿上,睡意蒙眬间,母亲却一反常态地讲起了她小时候的事。

  曾外公家当年是我们县远近闻名的大户人家,家产颇丰,曾模仿山西的王家大院,在镇北边盖了108间房子,房连房、院连院,巷道纵横,下雨天不打伞挨家走遍都不会淋湿,那座院落在我们当地数一数二。曾外公当时说:“这些房子让子孙住个十代八代都没问题。”

  几次土地改癫痫病医院治疗怎么样革后,外公的田地和家产悉数上交国家或被分给贫农,一家人连老带小十多口人窝在早先给长工预备的一间小耳房里。

  1961年秋天,父亲从部队回家探亲。镇北的六姑婆见父亲人将30岁仍孑然一身,就做媒把母亲介绍与父亲。父亲对母亲一见钟情,私下对媒人说:“看她第一眼时,我就知道这辈子做我老婆的只能是她了。”之后,父亲不顾上级阻拦提前转业回到地方,进入县公安局工作。第二年,又不顾领导和家人的反对娶了家庭成分不好的母亲。

  没几年,“文革”开始了。

  一天,县领导找父亲谈话,让他在母亲和公安局局长的职位间做出选择。父亲毫不犹豫地选了前者,随即离职回镇上当了一名中学食堂的厨师。父亲哄母亲说:“食堂伙食好,回镇上还能方便照顾家里。”

  “文革”结束后,父亲为给外公平反的事四处奔走,费尽心思才拿回一处房子,让舅舅们有了住所。这时,母亲才知道父亲为她放弃局长职位一事,为此狠狠哭了一场,说自己不值得父亲那么做。父亲却说:“这世上啥也不如一家子平安齐整来得舒坦。”

  在那个除夕前,我从未听过这些往事,就连哥哥姐姐们也不甚了了。或许是一碗红鲟饭,勾起了母亲的回忆。夜里人群散去,我睡意蒙眬时,隐约听见母亲嗔怪父亲:“你看你,花那么多钱买红鲟,太浪费了。咱家还欠着债呢!那么多钱吃一顿就没了,太可惜了。”

  “报告领导,本人准备过完年就做包子赚大钱,请领导批准!”父亲哄着母亲说。

  母亲掐了父亲一把,笑起来。我实在熬不住,合上眼睡了。

  年后,父母亲真的开始每天早起蒸馒头、包子,炸油条、麻花,偶尔也让我和三姐拎出去卖,我们家的日子也越来越红火。那之后,父亲也常常会拎回一只红鲟清蒸,说要给母亲补身子,其实大多都进了我的肚子。但唯独八宝红鲟饭,父亲只在年三十才做。

  1985年春节后,母亲的身体愈发不好,经常头疼、胸闷,夜里很难睡个囫囵觉。上医院检查,医生说母亲因多年忧思和劳累,导致心脏不好,不能干重活。父亲便让母亲辞去竹器厂的工作,专心在家休息。

  听闻猪心对母亲有益,父亲几乎寻遍镇上所有的屠夫,拜托他们有了猪心便留给我家。父亲还经常挖柳树根,上山采草药——但凡别人告诉他治疗母亲身体的偏方,他都要找来试试。

  然而,这年5月后,母亲的病愈发重了。一番犹豫后,父亲将母亲送去二姐工作的医院调养。每隔一两天,父亲就搭一个多小时的车去陪母亲住一晚上,等第二天中午才回来。若逢周末,他便一早去市场买回带鱼,煎炸得微黄喷香,装入保温盒,再带上些自制的油饼、麻花等,带着我一起去医院看母亲。

  端午前,父亲接兰州哪家医院治疗癫痫好回母亲,说等节后再去医院调养。那天晚上,父亲连做了好几个菜。左邻右舍都来看母亲,热热闹闹地坐满了大厅。父亲嘴拙,没说什么话,就挨个儿倒茶,脸上是抑制不住的笑容。次日,父亲刚蒸好母亲爱吃的紫菜包子,便给我念叨:“明天是初三,要煎面饼(春卷)给你母亲吃。”(我们这边过端午,素来说初三煎面饼,初四做节仔,似乎比初五更隆重。)

  我捧着包子啃得像狗,对父亲提要求:“那春卷里蛏要少一点,瘦肉、豆芽多一点。”母亲则坐在门前给父亲缝衣服,望着我笑。

  我原以为,第二天的春饼能如我所愿,却没想到那以后春饼成了我最不愿触碰的东西。

  1985年6月20日,农历五月初三。

  从那一天起,我的人生没有童年了,父亲则一蹶不振,反复说是因为他把母亲接回来过节,才让母亲心脏病突发时无人照顾……

  这年年底,入腊月许久,我家仍冷冷清清,什么也没准备,父亲闭口不言,最终还是二姐、三姐简单买了些年货。可到了年三十那天,父亲却又一大早出门,拎回来许多东西,一只大红鲟赫然在内。摆桌时,八宝红鲟饭照例卧在饭桌中央。大哥放完鞭炮后,父亲拿起筷子掀开鲟盖:“来,来,来,大年三十团团……”他哽咽了一下,“大年三十红鲟饭,来年蒸蒸日上,十全十美,大家多吃点。”

  我颤颤巍巍地夹起红鲟的大螯,将到碗里时,不小心抖了下筷子,大螯滑掉在桌上。大哥起哄:“噢噢,小妹今年得一整年吃饭掉饭粒啦!”我突然想,若是母亲在,肯定不许大哥这样奚落我,泪水忍不住涌上来。怕他们看见,我低头偷偷憋了回去。而那碗盼了一整年的八宝红鲟饭,因为母亲不在了,也仿佛失去了香味。

  我突然想起第一次吃的红鲟八宝饭,那其实是父亲为母亲特意做的。父亲对母亲的爱,比我想象的还要深,父亲有着中年男人被生活压力摧残导致的粗糙,却始终对母亲怜爱有加。

  1988年,母亲去世3年了。一个夏日午后,三嬷领着一个身材瘦削的女人走进我家,说:“阿红,你爸呢?”父亲闻声而出,看到三嬷和那个女人,脸瞬间变了色,扭头对我说:“阿红,你先上楼写作业。”

  大姐后来提起,三嬷诚心诚意地要给父亲做媒,也特意招呼她们回来商量,她们倒没意见。父亲却不同意,还说,往后谁提再娶的事儿,别怪他没好脸色。

  第二年,大哥考上大学,二哥去参军,三姐初中毕业便闹着出去打工,而二姐也按照母亲的遗嘱嫁给了二姐夫,家里一下子空下来,就只剩父亲和我了。

  时光如水,一晃3年过去了,我毕业参加工作。父亲因长期操劳和思念母亲,身体也垮了。这年,大哥大嫂在外地过年没回家,二哥在部队,三姐也嫁人了,家里就剩下我和父亲过年。癫痫能治好吗

  年三十那天下午,父亲招呼我进厨房,说要把八宝红鲟饭的“秘法”教给我。

  父亲搬了条板凳坐在灶边,一边看我操作一边指点。我细细地按着父亲说的做,待我把码好的红鲟饭放入蒸笼的那一瞬间,突然有种朝圣般的心情涌上心头。

  那一刻,我才真切地感受到多年前父亲为母亲做这一道菜的心思——不善言辞的他,把对母亲的那份拳拳爱意,一点一滴地融入日常饭蔬里。

  晚饭前,父亲拿出一挂长长的鞭炮,让我和他去门前一起放。在鞭炮声中,透过微微的火光,我看到父亲一动不动地凝视着地上的鞭炮,四方脸庞在火光中忽明忽暗,神色莫辨。虽只是两个人的年夜饭,我们的仪式却一点儿都没有删减……

  自母亲去世后就变得少言寡语的父亲,那天却对我说了很多话,话多到仿佛他已经预料到这将是他和我吃的最后一次年夜饭。

  转年的初冬,父亲便因心梗突发过世了。

  起初,我还没觉出异样,总觉得父亲只是出趟门,过段时间就能见到。可一天又一天过去,熟悉的家、熟悉的场景,往往一句“爸爸”出口,才惊觉再无回应。那以后,我过了好几年一人洗锅做饭的日子。每逢年三十,我便轮流到哥哥姐姐家过,仪式越来越简单,年夜饭只是在家简单炒几个菜。

  2003年我结婚,老公是我们当地人,公司却在东北,我们也在那儿连过了几个春节。大年三十,多半是找个饭店吃顿年夜饭,方便省事,但我总觉得少了点什么。偶尔在市场看到红鲟,恍然觉得,自父亲去世后,我再也没有在年三十晚上吃过八宝红鲟饭。

  儿子出生后,我开始带着他回老家过年。那时候开始兴起年夜饭吃火锅,2017年春节,我们从除夕晚上到初三中午,其间和亲朋聚会几乎顿顿吃火锅。当晚回到婆婆家,见又是火锅,儿子噘着嘴死活不吃:“这哪是过年?这是过火锅年!”

  我忽然想起在那个贫瘠的年代,父亲为我们费时费力做的那道八宝红鲟饭,那是父母留给我最温暖的回忆,是我每一年的期盼和惦念,也是属于我家的那份独一无二的过年仪式。时隔多年,它总是让我想起自己曾如此有幸成为父母的女儿,生活在他们用爱营造的家庭里,這让我面对人世艰难时总比旁人多一些勇气和笃定。那一刻,我知道父亲为何要让我学会做“八宝红鲟饭”了。

  第二天,我开始在厨房里折腾起来,蒸面点、炸年糕、炸鱼、炸肉……没等我做完,儿子就开始探头探脑,偶尔跑进来偷偷摸摸地拿一小块塞进嘴里,说:“妈妈,好香啊,这是在过年吗?”我不禁哑然失笑,果然是孩子啊。我一下又想起了父亲和母亲。

  (水云间摘自微信公众号“人间theLivings”,本刊节选,黄思思图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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